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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年前的绑票大案

时间:2013-03-18      浏览次数:       来源: 无锡新周刊       字号:[ ]

 

  编者按:六十二年前的4月25日,亦即1946年4月25日,发生了一起轰动全国的绑架奇案,这就是荣德生绑票案。这起迷离的绑架案,历来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使人真假难分。本文作者费逵先生当时是《江苏民报》记者,曾采访过很多民国政要。时年22岁的他曾两次亲聆72岁的荣德生先生自述此案的全部经过。本文是作者去年年底为本栏所撰专稿,未及刊发而作者仙逝,值此荣案发生六十二年之际,特刊此稿以飨读者、以示纪念。

听荣老先生讲绑案经过 
   中国著名民族工商业家荣德生先生于1946年4月25日在上海被绑架34天,到5月28日脱险。6月12日他返回家乡锡,在四郎君庙寓所向无锡各报记者详谈了被绑票的经过,12月10日在无锡答谢毛森破案时他又重述了一遍。
   记得荣德生先生当时说:
   1946年4月25日上午九时许,我从上海高恩路(今高安路)家中出来,由一子一婿(按即荣一心、唐熙源)陪同乘车到申茂新总公司去,在路上被三个歹徒拦截,他们用“红派司”一晃说:“请荣老先生下车到警备司令部谈谈。”不由分说将我挟持上另一辆汽车,过铁路直向沪西驶去。后我又被装扮成工人,塞进河边停着的民船中,伏了两天两夜,仅吃到些饼干、蛋糕。在蒙住双眼的日子里,曾听到过“卖小鸡啊”、“修洋伞啊”的叫喊声不停,不知是歹徒的联络暗号,还真是小贩吆喝。后来又有自称“好人”的来接班,带我上汽车,又换乘三轮车到一处民宅,上楼被关32天。睡的是硬板床,吃的还算优待,早晨两个鸡蛋,中晚饭是一饭一粥,除豆腐、咸菜外,还有黄鱼、鲥鱼、炒蛋几个菜轮流供应。歹徒严格规定,白天不许我向窗外看,也不许我咳嗽吐痰。奇怪的是强盗也有土方,关照“咳痰咽下可润肠”。我无奈照办,不料原有痔疮,咽痰后果然大便畅通。歹徒搜出我随身带的五颗印章,一一问明用法,当得知尚需其它手续方可取钱时,有些失望。当搜出我身藏的手折后,他们大吃一惊,原来折子上记着收入400万元,而支出竟是600万元,入不敷出。我说这是借钱办厂,赚了再还钱的经营理念。他们前后允许我发出五封信,信末写“灯下草草”也引起怀疑。夜里只许点一支蜡烛,有一个看守陪住。我也曾写过遗嘱,勉励小辈要复兴工业。在被押第19天时,曾遇军警盘查,歹徒让楼下妇女带小孩子表明是住家应对。到24天时,又听说什么查“三厂袁世凯”,他们也应付过去。我在和看守绑匪闲谈中,发现他们有一定文化,所以常劝他们今后要好好做工。以后似乎是盘查风声日紧,他们有些害怕,到5月28日晚,又把我两眼扎没,送上三轮车,又换汽车,再雇人力车,把我送到麦尼尼路(今康平路)附近一家人家,下车睁眼敲门一看,方知到了我女婿唐熙源家,总算脱险平安归来。

事出离奇的绑票案 
   此次绑票案,是由黄阿宝而起。曾任伪军浙江绍兴驹邦部队司令的黄阿宝,在抗战胜利后逃到上海,由于坐吃山空,时向师弟袁仲书借贷。袁仲书原是嵊县帮的匪首,被师兄搞得不胜其烦,就和上海帮匪首骆文庆三人密谋“发大财”,目标瞄准了面粉、棉纱大王荣德生。经过线人辨认,他们摸清了荣氏的出入规律,骆文庆又叫妹妹、妹夫和徒弟参加,黄阿宝则让当过特务的远房侄子黄绍寅入伙,袁仲书也组织了亲信加入,这样就组成了十余人的绑票班底。他们先是托美大贸易公司总经理吴志刚借汽车,吴老板确实神通广大,竟向其好友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官处长王公遐借到15044号轿车,由吴的司机朱莲生驾驶,三方合作分工十分精细。
   绑案发生后,荣家为确保老人家生命安全,决定不报警,宁可破财买平安。上海军警只好监听与荣家有关的八十多只电话,并跟踪侦查,而绑匪也玩起了虚虚实实的捉迷藏。隔了一星期后,绑匪才东打一个电话、西打一个电话地给荣家,令人捉摸不透。后来索性指示荣家到静安寺一带的电线杆上寻“召租”纸条进行联络,使警方伤透了脑筋,案情毫无进展。
   这时,蒋介石从重庆还都南京,认为绑票案影响太坏,严令限期破案。时任京沪卫戍司令部第二处长兼无锡城防指挥官的毛森少将,在上海也有情报机构,奉命加入缉查。

无锡比上海提前一月公布破案 
   毛森为什么能够破案,是因为绑匪中有他离职的旧属——黄绍寅。黄分得一万五千美金后,换了行头,生活反常、出手阔绰,在旧友前招摇,引起了怀疑,于6月21日被拘留盘查。6月23日又在浙西抓获从犯刘瑞标,于是顺藤摸瓜,在杭州清泰旅馆捕获主犯——嵊县帮匪首袁仲书。当时上海帮的匪首骆文庆风闻逃窜外地的同伙已经落网时还不敢相信,特地到袁仲书在上海的家中探问,被守候的毛森干探逮个正着。老江湖自投罗网后居然跳楼逃跑,结果受伤被抓。
   此案军警共抓获匪徒15人,只有最刁滑的主犯黄阿宝及一从犯在逃。黄阿宝除了在曹家渡五角场老公益里100号出面租借楼房供作藏票和接应外,一直躲在幕后。闻到风吹草动,他抢先就拔脚逃了。此案查获手枪5支,美金5.89万元,黄金190两,法币1000多万元,金表两只等等。7月7日,无锡城防指挥部在绑匪落网后,抢先向记者发表了破案经过。而上海警备司令部直到8月4日才正式公布破案全过程,其中到底有何背景,一时成为当年街谈巷议的特大奇闻。
   原来,汤恩伯的第三方面军司令部早于1945年12月就迁往无锡,案发时,已换牌为“京沪卫戍司令部”及“第一绥靖区司令部”。毛森这个情报处长,身兼两职,还兼着无锡城防指挥官,因此,破案后他抢先于7月7日在无锡发表破案简报,比上海早一个月公布。实际上,在此案抓获的15个人中,毛森抓了主犯等12人,而上海方面仅抓了3人,其中一个竟是荣家派出与绑匪联络的詹荣培。原来,由于上海警方埋怨荣家在绑案中不合作,竟把詹荣培以通匪不报罪也抓了。

神秘的赎金 
   我曾亲自听荣老自述脱险经过,但奇怪的是他闭口不谈赎金。在荣老的《乐农行年自述》中也不提赎金。难道没有赎金绑匪会放人吗?这是绝不可能的。
   在荣德生绑票案中,还出现了两个唯利是图的可笑人物。一是沪西的流氓头子郑莲棠,他听说绑票有利可图,竟自愿“投资”,垫出50万元供绑匪作日常开支,并主动充当电话联络,后来分得美金4万元。为了避开军警追查,荣家派出了曾任申新二厂、五厂厂长的詹荣培,绑匪也派美大贸易公司总经理吴志刚私下联系,以致两个吃得开的人闹了个想不到的结果。这第二个便是吴志刚。关于绑票赎金,说法不一,有100万美金、50万美金、39.5万美金和60万美金等多种说法。其实一开头,绑匪确实提出100万美金,几经折冲,约定50万美金。可荣家一时要凑出此数也非易事,于是由申新九厂厂长吴昆生主持,将属下各厂各按5万、10万分摊募集,九厂自然是挑了个大头。到了5月27日,当荣家募集的满满50万美金由詹荣培交到吴志刚手里时,吴大老板竟见钱眼开,做了手脚,黑吃黑私吞了10万多美金,存在岳母家,所以交到匪首手中的确只有39.5万美金。而绑匪看见现钱到手,赶快分赃放人作鸟兽散,也没有深究短少的原因,还分给吴志刚3万美金,因此吴一个独得13万美金,成为最大的赢家。在抓获的绑匪中,还有两个女跑腿,可是没有分到美金,仅得了百万法币。
   在另一种说法中,破案的关键是毛森发现军统特务黄绍寅(又名黄锦堂)开了新买的“司蒂倍克”轿车从上海开往无锡引起毛森怀疑,这才抽丝剥茧开始破案。实际上,黄绍寅仅分得1万5千美金,倾其所有也买不起名车,何况从分赃到他在上海被捕仅隔24天,根本不可能这么快就买名车招摇过市。而被称为总指挥的“骆爷叔”骆文庆,也仅得到7.6万美金,不过得多也好,得少也罢,到头来一样,难免不作刀下鬼。
   有意思的是,当年毛森对破案细节讳莫如深,没有详谈。而荣德生则认为“指使起意离奇,可见人心险恶,但恐犹未真相。”据我所知,所有赎金荣家其实是分文未能收回,这些钱全部犒劳了破案人员,包括毛森。
   在后来的荣氏年谱中,说共耗去60万美金,那么多出来的10万美金,便是军警特向荣家勒索的所谓“破案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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